我生于1935年10月,1947年8月1日隆回建县,1949年10月11日桃花坪解放。当时隆回只有一条邵(邵阳)安(安江)公路进周旺铺,穿过桃花坪至南岳庙西去,仅今县委大院西侧人民广场处有个小车站,交通极不方便。人们出行,走南闯北,除了少许大户人家骑马坐轿,其他人都是步行或肩挑。就我个人而言,解放前两年多从老家(今荷香桥镇石湾村)来桃花坪上学,近70华里路程,都是肩挑背负行李步行,即使1951年3月参加工作后很多年份,每次来县城开会、学习也是背被包或挎背包两腿走路。1956年3月18日隆回花(花门)六(六都寨)公路正式通车后,每天也只有1至2辆客车往返,途中根本搭不上车。如此这般,便与沿路多个茶亭结下了多多少少、深深浅浅的情缘,至今时而魂牵梦绕。
途经第一个茶亭在九牛坳,离家仅3华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曾作为初级小学校舍利用了几年。我来桃花坪,如果出行走平路从丁山起步往南走,必经此亭,但我一般是抄近路走陡坡,从亭子左侧之路而过。1956年花六公路建成后,亭子逐渐废弃,到1968年已败破不堪,加之“文革”破“四旧”(旧思思、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拆毁。
第二个茶亭叫半边亭子,座落在九牛坳南坡下原复元村,即今桐中村,亭居几家民房之中,因亭半烂而得名半边亭。其时邻居住户常在亭子间堆柴放草,因而显得阴暗、邋遢、冷落。我一向快步、亦或掩鼻而过,不在亭中停留。在“文革”期间,半边亭子也被当成“四旧”破掉了。
第三个茶亭叫泰源亭,也在今桐中村。当时此亭南北门口上从右至左、红底黄字横书“泰源亭”三字。北门紧靠同学刘梓超之父刘松钧的营业货房,所以我往来多在货房左边堂屋里落坐休息、寒暄、喝茶。亭子早年被拆,另建新房。
第四个茶亭叫乐善亭,坐落长溪村,亭子古朴。当时一位四季常着一身青布衣裳的花甲小脚老妇点灯、泡茶。老妇容态祥和、身手洁净。我每次路过都在此歇息、喝茶。其茶色香味俱佳,浓而且香、微苦带甜,别有口味,冬能增热暖身,夏可生津止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通道废弃,亭子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拆除。
第五个茶亭叫天龙坳茶亭,位于瓦堂村的海拔314米的天龙坳上,北坡长缓,南岭斜陡。其时为县内南北交通必经地段之一,旧社会曾多有过土匪在此“关羊”。当年由当地刘姓富户人家牵头捐款修复关爷神龛神象,神龛前边两旁有联:“自矢忠贞扶汉室;应宜享祀受刘家”。亭子墙壁上隐约可见“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解白马之围”“过关斩将”“古城会”等彩色图画,还有散乱的、过往行人信手写的对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齐丧胆;单刀会鲁肃,江东名士尽低头”等联语。花六公路从山坳下西南处建成通车后,原来上下的石块山路无人再走,杂草、荆棘丛生。“文革”后期,亭子被拆搬马路边未复原貌,作为民房居用。
第六个茶亭叫喜鹊亭,位于天龙坳南坡岭下端通道处,今属瓦堂村。传说从前这天龙坳一带人烟稀少,匪患频发。相传早于明代初年(即1368年后)在此建亭,供人集聚歇脚之用。因建亭时有喜鹊从四面八方飞来,连续聚鸣3天,故得名喜鹊亭。亭殿同样供奉关羽坐像。亭子墙壁上却似画有“喜鹊啄梅”“七夕搭桥”等图样。解放前当地有个圣帝会,每年农历5月13日,举行祭礼,念诵圣帝经。善男信女聚会、祭拜,求佑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并就餐。解放前后,尤其是我在南面各地工作回老家时,每次行至此亭,必休息片刻,再爬天龙坳。可惜花六公路通车后,原路通道废弃,亭子日渐破败而被拆除。
第七个茶亭叫荫远亭。此亭处傅家坳下黄河冲,今属花门街道龙富村。当年我首过此亭时,只见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掩蔽,甚是寂静清幽,内有一家母子居住打理。亭子青砖石块加木构,南北进出口门框上与其他茶亭一样从右至左横书亭名。门框方石柱上刻有对联,对联内容已记不起来了。我1949年秋往桃花坪上学途中,还在此打尖。自拿大米半升、盐鸭蛋一个,由老妇提供沙罐在她柴火灶前煮熟,她还给我一饭碗青菜汤喝,狼吞虎咽吃个饱肚,她仅收3枚通宝小钱柴火费,皆大欢喜。尔后又多次过往在此喝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称黄河大队,属荷香桥区曾家坳公社管辖。一天,我陪同区委书记到队检查生产,才知道姓傅的大队书记就是那位老妇人的儿子,可惜其母已去世了,傅书记与家眷仍住亭子。扯了家常、谈完工作,傅书记亲手做饭、杀鸡招待。吃完饭,我俩各交一张“伍两”粮票和一张“伍角”人民币(比规定餐费翻倍),一再推让,他才收下,彼此情意浓浓。后来傅书记一家在公路旁修建了土砖新房,尔后又改成新式砖瓦楼房,而亭子日渐破落、倒塌,据说于1970年到1971年间便被拆除了。
第八个茶亭叫益寿亭,位于今花门街道迈迹塘村,即今军杰企业厂区近处。据说先乃魏姓人士所建,后又是魏光焘买田捐为亭产,供守亭人开支,所以通称“魏家亭子”。当年上桃花坪求学之前,大人们叮嘱我:说魏家亭子常有土匪打劫,而且前头的茶籽山也常有土匪出没,要与大人和同学成群结队而行才安全。当我初过此亭时,着意与六七个人一道而行,近亭时人与人相隔少许距离,前后照顾,以应意外事故发生。亭子坐西北朝东南傍山而立,前有小坪也作通路,高坎下有小井、小塘及水田,四周山多树密,身临其间确有阴森凄戚之感。过茶籽山时,则特意避开石板直径,从茶籽山入口处右侧另一条土路行走。后来多次过往并未碰上土匪,也就松懈下来,即使独来独往也习以为常。近日问津,得知亭子也于公路通车后,不存在了。
第九个茶亭叫集贤亭。此亭位于今花门街道花门村东南部老虎坳。据传亭子于民国十三(公元1924)年建成,为通南走北要道过路亭,是我从家到桃花坪必经的最末一亭。我每行至此,身脚疲乏,总要歇歇,养精蓄力再赶往城中。记得亭之南北两门的方石柱上均刻有对联。
南门的对联是:
会集新亭,举目谁流天下泪;有贤令尹,关心好候圣人来。
北门的对联则是:
集散亦何常,碌碌劳劳,不过且行且止;贤愚同一慨,熙熙攘攘,无非为利为名。
前联似乎在为劳碌者企盼贤能治世安民,解救苦难;后联意境虽不见高雅,却也直抒心声,自发人生感叹。1969年秋的一天下午,我还偕友去见过一次,在那休息了片刻。当我撰写此文用电话向社区主任询问此亭现状时,回答却让我又失所望,说是早些年因县城要筹建垃圾处理场把茶亭拆毁了,后来垃圾场虽未建成,被人买下该地修建了私家新房,亭子亦不复存在,算来这九个茶亭至今全部荡然无存,令人叹惋!
回想这些留存我心中的过路茶亭,先后与我至少有过十年、二十年的“纠结”,令我情有所系,难以忘怀。特别是发生在天龙坳亭子那件于我绝无仅有的事,一直念念在胸。那是1950年2月初旬(中旬的17日是春节)的一天,我从松坡中学带个皮箱回家,半途碰上长我几岁的族亲欧阳见发(今明德村人),他争着帮我肩挑了箱子,让我倒也轻快。那天行至荷香桥又逢赶集,下午散场人多,一路说说笑笑。但一过荷香桥地段,便从未碰上一个迎面而来的过路人,我心生疑惑。当赶到天龙坳亭子时已约下午3点多了,刚进门便被几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拦住搜身、搜物。其中一人持有一枝三八式步枪,子弹袋未见有多少子弹。开始我还以为是解放军设卞收缴银元铜币(桃花坪已在行动),便打开箱子让其检查。谁料拿去几枚铜钱后,把一双袜子和一个枕头套(夹在书中那支钢笔未被发现)也拿走,又见他们抢别人钱币、收别人布匹、剥别人毛线衣……这时,我才知道真碰上土匪了。土匪把被抢者搡进一间屋里,不准说话、乱动,等待发落。门边有一匪徒看守着,其他土匪继续对来人搜身夺物。当时14岁的我在想这土匪不过六七人,即便加上外头也许有“放哨”的也不过10个人左右,而被关的和正在被搜的已至少300人,怎就无人反抗?便悄悄与大人议论。土匪听见有人说话,便拉开架势,右手持手榴弹(未必真货)恫吓:“谁敢乱说乱动?轰了你们!”大家只得忍着,我也自认损失不大,又无能为力,不吃“眼前亏”。约莫一两小时后,太阳快落山了,土匪便强行从众人中找出八九个外地口音的汉子(多为双峰来的生意人)为他们挑担子送行。一个似乎有点文化的土匪则拉开嗓门向被困人员喊话,说:“各位、各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也是为生活所迫,今天对不住大家了,后会有期,报答大家!快回家吧!”说完就拔腿追随挑担(大约十把担)人员和其他土匪一路向后山逃窜。大伙也似潮水出闸,一哄而散,各自赶路回家。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两年后的1951年冬,我与周振胜、周青云、胡维德等人被抽调参加茅铺乡搞土改复查,区财粮助理黄振华同我在红叶片那边,做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等工作。当动员、号召反革命分子和土匪坦白自首时,我把那次天龙坳遇匪的实况绘声绘色溶入宣传报告之中,而且强调材料是群众举报与同犯揭发的。这招果然奏效,一下打开局面。在迫于政治攻势、群众舆论和心理压力下,那些(包括邻近乡村)干过抢劫勾当的土匪连忙向政府坦白登记,悔过自新,互相揭发,一一接受处分。其实,他们大多数非惯匪,有的只是偶然参与过一两次行动的零匪且家庭贫苦,其中就有那次参与天龙坳抢劫者。至今回念,仍觉有趣。
来源:《魏源研究》杂志
编辑:卢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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