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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峰 | 谭克修:诗为什么要说人话
2023-01-28 15:31:44 字号:

有人把考究的,修辞性强的书面语言,视为体面的专业性诗歌语言,但被另一些人诟病为生硬的翻译语言,视为不说人话,顺手把这种语言姿态下的诗归为次品。这种语言能不能算是比较正式的人话?是不是只有随口而出的日常语言,或口语,才是人话?较这个真或没那么重要,因为单凭语言风格区分诗歌高下,会略显业余。从语言方向让诗显出高下的,要看语言和诗之间达成的默契度。一首诗的成色主要在那默契度里。诗非得说人话?不是说语言有自己的生命?但语言的生命更像人工智能的生命。放任语言繁殖语言,词语野蛮生长的诗,诗有沦为语言的排泄物、词语的变形金刚之危险。诗会变得既和主体无关,也和现实世界无关。诗的语言,应有踏雪无痕的轻功,不留下太笨重的是迹。如此,才便于让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语言的声音。一些诗人迷醉于语言的声音,大概率是迷醉于语言制造的噪音。有人对语言诗的警惕,对过度修辞的警惕,并非杞人忧天。诗永远需要修辞的创新,但最好让修辞看起来不像修辞,不干扰语言和诗发出最美和声。

诗要说人话,指的主要是说正常人的话。正常人的话,约等于理性的话。多数诗人不是以感性为法宝吗?一般来说,诗里有灵魂出窍的句子更容易出彩,那诗句通常不是大脑门冥思苦想出来的,更可能是从后脑勺突然冒出的极其感性的话。一个人从后脑勺可以冒出很多话,要把那些突如其来的,极其感性的话,放进诗里,不显得是胡话,疯话,酒话,鬼话,必须有极其理性的对诗的认识才行。无论多么感性的话,背后得有一种诗意的理性罩着,才可望变成比较高级的诗。越是高级的诗,越是感性和高度理性相结合的产物。我的办法是,在写作中,为更好地服务于作品的逻辑意义和诗性意义,在强调语言的敏捷性时,重视语言的透明度。无论试图表达多么复杂微妙的诗意,都勇于采用明晰的语言。绝不反过来,用复杂的语言,表达明晰的诗意。祝福那些以为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表达复杂的诗意的人,不会走火入魔。

说人话,也是强调人的气息。作为一个人,诗是他怎样路过人世的证明。如果从遥远的未来或太空看过来,一个人经过世界,和一只鸟从空中飞过一样,不会留下痕迹。无论他最后被火化还是自然腐烂,结果都是不复存在。虽然他和地球上任何一片消逝的树叶一样,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除了伤害一下地球,约等于没来过地球。因此,人类远不如碰巧留在琥珀里传世的昆虫那么幸运。他的命运多么坎坷或精彩,就算有力气拍成纪录片,保存下来,如果他不是什么重要历史人物,也很难会被后人播放。如果他的坎坷命运,他的体验和感慨等个人气息,像杜甫那样,成功保存在诗里,时时击中别人的小心脏,引发共鸣,他的存在就产生了价值。他在世俗社会多么卑微的生命,也会一再被人唤醒,在地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痕迹,也和石头等其它事物区别开来,成为不被大自然消化的文化,让人有了永生的可能。

说人话,也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人性。人性一直在变,当世界变得更复杂时,与世界相适应的人性,也变得更复杂,对人性的认识和评判也更复杂。诗没有能力站在上帝的高度,对事物进行绝对的价值判断。在当代诗里泛滥的所谓责任、扣当、道德训诫多了可疑成分。诗如果有责任,首要的,是用来昭示存在的价值。所谓存在的价值,重点不在于价值,而在于存在本身。生命的价值是难以测度的,抛开具体的存在更无从

谈起。世上没有普遍的幸福和忧伤,生命没有简单的质量或价值高低标准,每个生命的意义不一样。诗的责任,是忠实于诗人的自我感知和体验差异,以存在本身,来还原真相,以诗人的缺陷,而不是完美,造就诗的丰盈和不可测度。诗是单个人的信仰,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同,对诗的想象也不同,关于诗的所有想象都有其合法性。

诗是单个人的信仰,不意味着诗和时代少了关系。诗人未必与时代同步,但诗人不是造反派,破坏者,不逆时代而行。诗人也不是超然物外之人,时代的聋哑人,他敏感于时代,洞悉时代的秘密。在时代的眼里,诗人偶有成功者,多是失败者。无论当代诗人的现实境遇如何,回到写作中,他必须由时代的同谋者变成时代的观察者,游离者,陌生人。他能看见时代的晦暗,也能看到时代的光芒。当代诗人因为敏感于时代的光芒,也更敏感于时代的晦暗,并被晦暗吸引,用晦暗擦亮词语的光。或者说,时代依然习惯于用晦暗,当作照彻词语的光。词语的光,未必能使晦暗变得透明,但可以使晦暗被感知和测度。在当代诗里,失意者的悲伤,酒鬼的牢骚,音色未必输给人生导师的训诫,成功者的歌唱,不能被时代像垃圾一样丢掉。他们忠实于自己,发出各种貌似荒腔走板的异质声音,和时代的同质化声音一起,共同形成有历史意义的多声部合唱。

--在2018自贡国际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来源:《望云峰》2022年第1期

编辑:卢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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