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时，魏源在《默觚》一书中，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变古”之道，即“履”论，意为国家治理之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相应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并提出以“期于利民”作为评价标准，就好像脚上穿的鞋子，以是否“适足”作为评价标准一样。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魏源； “履”论；国家治理

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llm,国家治理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相应变革，魏源因此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的“变古”因之道。魏源以“履”为喻探讨中华民族振兴发展之路，本文称之为“履”论。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魏源“履”论的基本内容

第一，魏源“履”论的含义。魏源“履”论出自《古微堂内集》卷二

《默觚下》的《治篇五》。《默觚》是魏源撰写的读书笔记，分为上下两卷。 《默觚上》,为学篇，共14篇，以探讨治学修身等为主要内容。 《默觚下》,为治篇，共16篇，以探讨国家治理为主要内容。“默”源于魏源的字“默深”之“默”, “觚”为古代木简，是在造纸术未发明或在纸张未广泛使用时图书文献的载体，“默觚”意为魏源所书写的文字。后来，魏源在将其诗文收录结集时，《默觚》收入《古微堂内集》。李汉武在《魏源传》一书中介绍： “魏源诗文

第三次结集为《古微堂集》,有《古微堂文集》和《古微堂诗稿》。 ‘古微’取意于发挥今文经学原古的微言大义以经世致用。魏源将自己的‘清夜斋’的斋名改为‘古微堂’,当在从师刘逢禄学公羊学之后。 《古微堂文集》有内外集，内集是《默觚》。”DF关于《默觚下》,即《默觚》治篇的内容，王向清等在《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 “其《默觚·治篇》即从《默觚·学篇》的‘天人之辨’转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思考。” 以上即为《默觚》一书的版本及基本内容。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默觚·治篇五》的重要观点，即魏源“履”论的基本观点，意为国家治理之道，古今不一定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相应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并提出以“期于利民”作为评价标准，就好像脚上穿的鞋子，以是否“适足”作为评价标准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国家治理关键是要找到民族振兴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魏源提出走“变古”和“师夷”u之道。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古代走过并曾经领先于世界的老路，到了近代已经走不通了，因此，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第二，魏源“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

一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观。 《默觚·治篇五》开宗明义：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 由此可见，魏源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表达的是应该以变易的观点认识客观事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国家治理之道必然要求从现实社会的实际出发随之而变。正因为如此，魏源认为： “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 既然古今不同天，不同地，不同人，国家治理之道自然就不能“执古以绳今”,因此，国家古今治理之道的不同，是依时代变迁而变化的，“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魏源在《秋兴十一首》中还形象化地指出： “断无百载不更弦。” 这也就是古今治理之道不同的缘由。不“执古以绳今”,是否不要学习历史经验呢?回答是否定的，科学的历史观要求的是既不否定古人，也不照搬古人。魏源认为：“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锋也。”口这也就是说的学习历史“犹食笋”,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同时，魏源认为：“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这就是说的应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不应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既不“执古以绳今”,也不“执今以律古”,这就是魏源的历史观，也表明魏源提出“履”论，是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对此，李喜所认为：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家里，讲‘变化’ ‘治乱更替’的大有人在，论述一代胜于一代的发展进化的则不多”,魏源则“有较完整的进化的历史观。”

二是“期于利民”的民本观。魏源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观点，既提出了变的要求，又提出了变的评判标准，并进一步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以“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利民”为评判的标准。这既是魏源“履”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正如他所说的： “善治民者不泥法。”四°魏源还说过：“古之得人家国者，先得其贤才，士心之归如此，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 可见，魏源以“利民”为国家治理之道优劣的评判标准，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还是价值观，由此表明魏源提出“履”论，是以中国传统的民本观为思想基础的。对此，李喜所在《魏源的眼量》一文中引魏源语评价： “在魏源看来，这种历史的变迁犹如奔腾向前的长江一样不可阻挡， ‘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 (魏源： 《默觚·治篇五》, 《魏源集》,第48页)。当大势所趋的时候，变亦变，不变也得变。这种‘势’就是‘众人’的要求……‘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魏源： 《默觚·治篇三》, 《魏源集》,第44-45页)。在这里，魏源似乎觉察到了‘众人’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向， ‘众人’所形成的‘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回“可见，“利民”的民本观，是魏源“履”论关于国家治理发展道路选择的评价标准。

二、魏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理解魏源“履”论的基本思想，需要认识魏源提出“履”论的时代背景。认识和理解魏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则要搞清楚魏源撰写《默觚》的具体时间，夏剑钦和熊焰在《魏源研究著作述要》一书中介绍：“该作品并不是成于一时，‘约始于道光四、五年，终于咸丰五年左右’,简言之是一部‘日积月累的读书札记’。” “道光四、五年”为1824-1825年，“咸丰五年”为1855年，也就是说《默觚》记录了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十五年至后十五年，约三十年时间阅读和思考的心路历程。这一时间段也就是魏源所说的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的时候。

中华民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孙中山说过： “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毛泽东也认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凹可以说，16世纪以前的中国是远远走在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前列的。对此，西方学者也是认同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 “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o]“可是，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欧美新兴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以后快速发展，我国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逐渐衰落。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慢一快，国力对比的一降一升，中外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急剧的变化。清王朝统治集团未能认识世界已经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势，安于现状，因而在乾隆末年已经明显的由盛转衰。蒋梦麟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西潮》一书中说： “清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uu-检索史料不难发现,自嘉庆(1796—1820年)至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正当清王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法、美等欧美国家的国力却在迅速增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宜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ta孙中山也说过：“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因此，历史悠久的中华古国和后起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就越拉越大了。

由于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过程中，中国从领先地位衰变为落后状态，更由于“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Dm,因此，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规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就凸显出来了。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伟大而古老的国家，终于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变得束手无策，以至于不堪一击，唯有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魏源也因此以“三千年未有之祸”形容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大变局。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此分析得非常深刻：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这也就是面临远道而来的英军发动的鸦片战争，大清王朝无以应对而唯有丧权辱国的终极原因，或者说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江泽民对这一段历史也有过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从1662年到1795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u]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也就是魏源所谓我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的缘由。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祸”的大变局，中华民族路在何方，魏源认为不能“执古以绳今”,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不能“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之道要随之而变，即“变古”,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路。这就是魏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从来“变古”非易事，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秦国富强了，而商鞅最终被“车裂”,王安石变法更是以失败而告终。有鉴于历史教训，魏源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变古”标准，也就是希望“变古”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护，找到“期于适足”的民族振兴之路。

三、魏源“履”论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国家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时， “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N正如李喜所在《关于洋务派的两点新思考》一文中所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的问题后，就触及到了近代中国一个中心课题——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回围绕这一课题，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历尽艰辛，成功探索并最终走上了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

最早站出来探索国家民族振兴之路的一批人，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比较开明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loao,选择走“变古”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路，也就是试图在不动摇清王朝封建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技术，建立新式工业企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史称洋务运动。郭汉民在《洋务思潮的兴起及其基本主张》一文中指出：“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有类似的主张，都赞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成为他们倡办洋务的主要出发点。” 由此“以使用机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开始在中国产生”a,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军事工业为例， “从1865年设立江南制造总局起，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年中清政府共建立了21个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企业”[。在官办军事工业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民用工业企业，民族资本新式企业也随之产生并逐步发展。

“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 的初衷，因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失败告终，而宜告了不动摇封建政治统治，仅仅从物质技术层面发力不可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战前， “日本海军所有的舰数与总吨数同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海军大致相当，而且中国除北洋海军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南洋海军和福建、广东的海军”o]u。这也就是说中日海军力量在甲午海战之前至少是相当的，中国军队为什么战败?仅仅从军事上是解释不通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翦伯赞认为： “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ojs

甲午海战失败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不可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发生和初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已经确立，两个崭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同时产生和形成”[叫3。这就为继续探索民族发展振兴的道路准备了物质力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形成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近代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受到魏源探索国家民族振兴发展道路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深谙日本人历经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就走上了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成功之路，于是以日本变法为师探寻中国变法之路，即对国家治理从政治上进行有限的改良，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撰写了《日本变政考》,全面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程及经验。梁启超在《谈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也说过：“吾今取之至近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刚之=3戊戌变法的结果未能如康有为、梁启超所愿，仅仅是百日维新就以“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就，被日本海军的炮火轰得灰飞烟灭。戊戌变法试图走日本人的路进行维新变法，也以志士仁人血洒北京菜市口而宣告失败。近代中国路在何方?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从对国家治理进行改良，到仿效欧美走上武装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道路。历经几十年的奔波和奋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于赢得了推翻帝制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正如孙中山所说： “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m孙中山选择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权制度的道路，虽然赢得了推翻帝制的胜利，但是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W。孙中山试图仿效欧美国家，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能走得通，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变，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孙中山历经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后，晚年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了鼓舞，提出“以俄为师”MBa。

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之后继续“走俄国人的路”。与洋务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孙中山不相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简单地模仿外国，而是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W⁵@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魏源提出国家治理走“变古”和“师夷”之道开始，历经无数志士仁人的艰苦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足”的革命道路，才最终赢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近代中国统治的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魏源“履”论的现实启示意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具有社会主义建设经历和经验的国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曾经有过效仿苏联的经历。所幸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问题，他在1956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说过：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可见，毛泽东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³也就是到了这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魏源提出走“变古”和“师夷”之路开始，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找到了富国强兵的建设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由于我国取得了惊人的建设成就，有的大国总是试图干涉我国内政，甚至以制裁相威胁等。早在1990年，邓小平就说过： “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关于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选择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形象化的标准，“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权且称之为“鞋论”。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魏源语说明这一观点，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时指出： “要尊重道路选择。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185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作《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的演讲时又指出：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近代以后，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磨难。100多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国习近平总书记引魏源“履”论并提出“鞋”论，既是中华民族跨越三个世纪探索和选择振兴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也彰显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因此，魏源“履”论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魏源“履”论的提出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民族振兴发展之路的伟大开端，后继者历经不懈努力，可是，在近代中国前八十年，所有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代社会，魏源“履”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