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清廷代表在南京长江江面英国军舰上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魏源这位“积感之民”忧心如焚，他为战胜敌国、救亡图存而发愤完成了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当代史《圣武记》。全书十四卷，约四十万字。其内容，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肯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战胜于庙堂”的许多功业，后记农民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并在记述中追溯民力物力的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长的根源，用以体现清代盛衰的大势，揭示鸦片战争失败的深刻社会政治根源。可见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探究清朝盛衰之由、兴替之渐的著作，而且是讲求拨乱之道和匡时之策的政论宏篇，尤其是他对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等方面的详细论说和见解，对指导当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确实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书中“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变革图治思想，至今仍对我们的理政治国和改革开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魏源在《圣武记》的序言中，既揭示了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根源，又深刻指出，要使中国不受外国欺凌而日臻富强，首先必须振奋人心，改革弊政。他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因此他认为，当前国家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人才不足、纲纪废弛。只有人才进，军政修，人心肃，国威遒，令行禁止，才能四方宾服，国家强盛，即所谓“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当今国家能否知耻发愤，革新图强，其取舍成败都决定于朝廷，关键是“庙堂”上的帝君和大臣。《圣武记》的中心思想就在于“战胜于庙堂”，它隐含着对道光皇帝的批评。因为鸦片战争失败，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是由于道光帝的“庙算”失误。因此战争失败应由道光帝负责；现在要转败为胜，转弱为强，其关键也在于道光帝。所谓“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就是指的道光帝。

《圣武记》一书正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和总结历史经验为抵抗侵略服务的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广大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的欢迎。不仅当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供不应求，三次重订后也与《皇朝经世文编》一样翻刻不断，民国时期还被易名为《清代武功记》印行。此书不仅数年间即风行海内，且很快流传到海外的日本和韩国。日本著名的“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读到《圣武记》，感到非常惊奇，发现书中的论述往往与自己的见解不约而同，便将魏源列为“海外同志”。日本人那些年摘录翻刻的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拔萃》《他山之石》等多种，为其研究清史和后来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圣武记》还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其前十卷叙事，记述自清代开国、平定三藩至道光初镇压教民起义的大小战事实例，基本囊括了清代前期历次重大战争。后四卷“武事馀记”，对兵制兵饷、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以及改革银、铜矿务章程和币制等重大的军事、经济问题，都记述详尽，议论精辟，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是后世研治清代前期战争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书。魏源著此书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他在北京做内阁中书舍人时，从“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中摘录下来的，还包括采录自许多事件经历者本人的回忆录、年谱等材料，并融合了他研究古代兵书、注解《六韬》《吴子》《孙子》等书的心得体会。

正因为《圣武记》中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便与后来的《海国图志》一起，奠定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军事理论家的地位。日本人鹫津毅堂在其《圣武记采要序》中，说他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遍中国战国以降至于明清的“兵家之书《六韬》《孙》《吴》《司马法》……之类，不止百数部，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廑廑而已矣”。但读了《圣武记》之后，认为魏源身历鸦片战争之变，对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具形势……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因而近代以来，国内外研究魏源军事思想的文章日渐增多，认为魏源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为中国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军事近代化起了导引作用，特别为近代湖南军事杰出人才的涌现发挥了一定的启蒙引领作用。（夏剑钦，湖南浏阳人，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岳麓书社社长等职）